云南省大理市祥云县，雨后的蓝天纯净明透，白云一会儿堆积如雪山，一会被风吹散成絮状，恰如思绪的流转与诗歌风格的万变。日前，《诗刊》社第41届青春诗会在这片最早叫“云南”的地方举行，青年诗人与专家学者等四十余人在此走访采风、切磋诗歌。新一代青年诗歌呈现怎样的特点？青年诗人如何看待自身的潜力与局限？正如云层折射光影，青春诗会也折射出当代青年诗人的创作生态。
雨后祥云。
“在写作中成为自己的造物主”
“青春诗会”由《诗刊》社创办于1980年，基本上每年举办一届，被誉为中国诗坛的“黄埔军校”。舒婷、顾城、吉狄马加、于坚、杨克、西川、欧阳江河等众多耳熟能详的诗人便是从青春诗会中走出，成了耀眼的诗坛坐标或中坚力量。虽然青春有时，这场以“青春”为名的诗歌盛会却淙淙流长，为诗歌界持续注入新生力量。
《诗刊》社第41届青春诗会启动仪式。
每一届诗会，《诗刊》社都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、遴选十几位创作实力突出、发展潜力大的青年诗人，集中在一起进行研讨改稿，其中会邀请诗坛前辈与大家广泛交流创作心得，助力青年诗人的成长。此次入选第41届青春诗会的15位学员代表多数是90后，分别为曹畅（灰一）、李聿中、周子菲（周幼安）、邓佳来（席地）、张媛媛、赵琳、张端端（张不知）、李新新、王江平、刘远航（苏画天）、易敏、李凤（拉玛安鸽）、梁茜（希贤）、吴永强（老四）、许劲草（劲草）。
在这些青年诗人的笔下，童年的记忆、对亲人的思念、故乡的山川风物，甚至一次旅行的际遇、切菜时的遐想、一扇门引发的哲思，都能化为诗行。他们将生活的灵光片刻打磨成诗，而诗歌又反向照亮他们的生活。
诗人周幼安来自辽宁锦州，回顾自己八年的写作之路，她感到“自己与语言世界的关系”在持续改变：写作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却“严肃地改造着她的生活”。对她而言，诗歌比自己更顽固、更清醒，甚至敢于颠覆表象世界，指向更复杂、更深远的真实。周幼安认为，哪怕表达艰难甚至无效，诗歌仍是必要的；因为诗歌的价值，不在完美的抒情或技巧，而在于真诚地面对世界、面对自己。
诗人李新新从小生长在湖北省云梦县的一个小村庄，一路求学到省会武汉，再到北京工作，云梦是她“踏上写作之路的一个出发点，也是在困顿人生之中寻找和创造诗意的原点。”在她看来，诗不必远方，诗意不是束之高阁的观赏品，而是对待压抑、痛苦、平庸的生活的态度，是黑暗中不灭的火光。零零后诗人灰一也提到，诗歌是他与生活短兵相接时的精神支撑。他会将日常工作和学习中的种种压力和烦恼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，正如一枚被压紧的“弹簧”，承受的压力越大，反而“弹跳”得更高。
诗人希贤来自四川，土木专业背景的她纯粹出于对诗歌的热爱而写作。在她看来，诗歌肩负着呼唤真善美的责任，真正的诗歌应当让人听见万物内部生长的声音，就像“叶柄脱离树枝时的微响以及时间在叶片上刻下的密文”，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，而是“存在本身的倾诉”。“被忽略的熹光、巷尾的狗、天桥下的流浪者、生锈的门环……一旦被词语照亮，便成了构筑精神净土的砖石。”希贤说，“随着写作的深入，我发现诗歌的终极意义，或许是让我们在写作中成为自己的造物主，在词语国度完成精神的自我传记。”
《诗刊》社第41届青春诗会之“云南祥云▪遇见青春”座谈会上，青年诗人们分享自己的写作经验与体会。
在技艺之外回归诗的本真
1997年，诗人阿信接到一份《诗刊》的来信，他掂了掂轻轻的信件，心中高兴：看来不是退稿。拆开一看，更让他激动——里面竟是第十四届青春诗会的邀请函。于是，阿信从甘南的老家出发，乘坐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赶赴北京。那一届参会的诗人中，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至今仍在写诗。
转眼近30年过去，又一次参与青春诗会的阿信从学员变为了导师。在分组改稿会上，他耐心点评四位学员的诗作，给出修改建议，讨论持续到深夜十二点才告结束，完成重任的他终于感到一丝轻松，第二天一大早去逛云南驿古驿道，步伐轻快了几分。回望诗坛的代际更迭，阿信感慨：与他同代的60后诗人大多出身基层，未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，往往凭借经验与直觉挥笔；相比自己当年在老家书店，难以找到一本20世纪以来外国诗人的作品，如今的青年诗人则能接触到更广博的文学资源，其中不少人具备“学院派”的背景，往往拥有更娴熟精湛的语言技巧。
重庆市作协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得主李元胜是此届青春诗会的另一位导师。他80年代初入诗坛，90后诗人与60代诗人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评判体系，令他感受到一种“新鲜冲击”。 他也发现新一代青年诗人的学历普遍较高，语言技术纯熟，能写出复杂而精巧的诗作。
不过，在李元胜看来，“技术主义”有得也有失。技巧的堆砌可能汩没性灵，失去原始的诗意。真正优秀的诗，是读不出“刻意的痕迹”的，不应为了复杂而复杂。阿信也表示，好诗应当“立得住”：既要有语言的精准控制、意象和结构的完整，也要有情感的厚度。为此，他建议青年诗人们不要仅在语言的象牙塔里攀援，要多行走、多阅读，把真实的生命感受注入诗歌。
青年诗人们在祥云青海湖边采风。
正所谓“功夫在诗外”——青年诗人们也在探索着经验与文字的相互滋养、平衡，回归 “我手写我心”的质朴表达。诗人画天曾就读于中文系，后来又跳去了英文系，受过专业文学训练的坦言自己的修辞技巧很熟练，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迟迟不肯落笔，只为等待真正有感而发的时刻，而不是“为了写而写”。
正如《诗刊》社主编李少君提出的“人诗互证”：“诗一定是人之存在的见证，诗只有与具体的人联系在一起，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。人只有以诗留下证据，才能显现生存的印迹和生命的意义。”画天觉得，在AI写作不断演化的当下，那些无法被机器把握的真实体验和情感变得更为重要，技术不能代替“以写我心”的精神投入，AI大数据基于概率的词语生成无法模拟诗歌“跳跃的思维”与感性的心灵。
在祥云采风时，画天更喜欢观察当地人的生活，听他们聊天。那天行走在祥云青海湖的情人堤上，他见到一位骑着自行车的阿姨，车筐里装满了刚打捞上来的活鱼，令他印象深刻。或许，这样的鲜活瞬间，正是诗歌的源头活水。
将自我与他人、社会相连接
诗人的书写多从自身经验启程，但青春的笔触并不囿于自我。青年诗人们也正逐步将目光投向他人与更广阔的远方，让个人的感受与更为普遍的经验产生共鸣，而不是陷入自说自话的回环。
自写下“第一个分行”以来，诗人王江平已从事写作15年。从稚嫩的学徒期到惯性写作的克服，再到写法路数的拓展，每次都面临巨大的考验。有段时间他的写作聚焦的是个人经验和语言结构等写作内部的问题，如今他尝试突破这种局限，向“向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建立联系”，希望透过诗歌，读者可以判断作者的历史背景、文化属性和所处的社会样态的整个体系。“强调外部要素，并非是对个人经验的价值，以及诗歌内部语言和结构的废弃，而是扩展，使诗歌呈现出它应有的丰富性。”
在本届青春诗会启动仪式上，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、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吉狄马加寄语青年诗人：“在当今社会，关注广大的社会生活，关注他人对诗人尤为重要。任何优秀的诗歌，在展示个体生命经验的同时，还应反映普遍人性。”正如杜甫的诗歌怀抱苍生，胸罗万象。
此次的青春诗会，何尝不是一场与远方、与他人相遇的旅程？改稿会上，学员与导师之间，学员与学员之间，你来我往，既是诗艺的切磋，也是人生经验的互相启迪，使个人际遇得以延展。一直在城市中成长的希贤，从同组学员诗人老四的乡村纪实、田野叙事中感受到乡土生活的细节，也在诗人张端端关于家乡的书写里，认识了福建“惠安女”这一独特女性群体的坚韧与独立。作为导师的阿信在指导学员的时，也反过来让自己重新被青春点燃，他感叹，在诗歌面前，自己永远是个新人，诗歌永远有新的东西书写，表达永无止境。
“要写好人，又如何自外于景？”坐在驶往祥云乡下的大巴车上，诗人们会惊讶于窗外大片的烟田，好奇“什么时候采摘？”“采完后的光杆还有用吗？”在清华古洞内，有诗人收集了洞壁下剥落的岩石，这里的岩石经过了上亿年的演化才有如今的斑驳色彩，恰如诗歌长久涵容酝酿的过程……这些陌生化的经验或许正悄然拓展着诗人们的视野，滋润他们的笔端。
第41届“青春诗会”音诗画晚会上，15位青年诗人与诗歌朗诵表演者们的合影。
在诗人赵琳看来，诗人的写作都要经历从个人经验出发，逐步扩展到普遍性的主题，这是一个“不断修炼”的过程：早期的“青春期”写作可能充满热情和理想，但题材可能比较单一，随着诗人愈发成熟，将个人经验融入到社会的总体图景中，这样能写出“更有意义” 的作品。
来赴此次的青春诗会，赵琳从老家甘肃一路辗转，火车行过贵州，他看着车窗外山脉起伏，仿佛是一种离开与寻找的双重体验：离开了熟悉、安逸的故土，但又在远方寻找到新的诗意。
对他而言，青春似乎也有着这样的双重隐喻：它既象征无限可能与创造力，也因短暂意味着流逝与离别。就在这来去之间，他更珍惜在诗会中收获的与他人的联结与友谊，彼此交付的真诚。
参会的那天早上，赵琳望见酒店楼下的池塘，荷花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正盛开，有的已凋落，仿佛映照着诗人有起有伏的创作生涯。不过，荷花年年重开，诗人也将于四季轮转中不断写下去，迎来新的绽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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